转型国家的普通民众早就发现，无论投谁的票，最后的政策都换汤不换药，人们对选举的热情大为下降，而发现宪法法院比选票更有影响力。

在《宪与宪法》一文中，[22]杨鸿烈同样基于长时段历史的观察，否定了成文宪法和刚性宪法这些概念的价值。杨兆龙在论证中国古代的礼治、人治思想与法治观念的兼容性时指出，中国古代的礼治和法治存在交集，而且人治、礼治和法治均为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成分。

或以走马观花的心态浏览各种国家理论，进而无力明辨慎思。李忠夏从系统论的视角揭示了我国宪法史上宪法规范力不彰的原因。面对当时西方的政潮，杨兆龙同样为法治的价值进行了辩护。作者简介：曾韬，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他认为宪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含有宪性的问题，层次丰富、应变性强的宪法在处理宪性问题方面更为其所青睐。

[28]作为法治之对立性治理手段的人治，同样也得到了王世杰的清楚界定：凡不预立法律以为私人及政府行为之准则，或虽设有法律，而尚承认特殊个人或特殊机关之行为，得不受法律之约束者，为人治。其抽象的方式在于在对立的概念之间找到具有容纳能力的上位概念。中文世界的相关论文有：叶颖：《寻求秩序：埃里克·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换言之，代表不仅有宪法法律代表和存在代表的二分法，还应该是一个三分法：超越实在的代表、存在意义上的代表、宪法法律上的代表。[70]与施特劳斯不同的是，沃格林后来提出了一套以秩序结构为核心范畴的分析框架，来对历史经验进行梳理。[66]那么，这里提到的灵魂真理到底是什么？ 沃格林以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进行了分析。这种方法，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研究中达到了顶峰。

[7][美]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页。美国学者保罗·卡恩就以内部的视角审视了法律作为一种文化想象，认为法律中自由裁量权、主体、人民、国界、改革、革命等概念范畴，都是某种特定文化想象的产物。

进入专题： 沃格林 新政治科学 社会自我解释 公法人 。[19]因而，认识人就必须注重历史的经验。[75]更新对人的理解，就是把单向度转变为多向度，以尽量获得对人的整全性理解。实际上，沃格林之所以会形成独具一格的研究，就在于他发现了他的学术偶像韦伯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代法律制度都是基于个体之人和整体之人的矛盾关系来展开的。宪法始终要保持对部门法的控制机制。这里的政治思想是非常广泛的，囊括了一切能够反映人的存在状态的思想，如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等。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起码，在既有阅读经验中，有一个思想家就提出了反对意见。

其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于判断理论相干性的标准。第一，对经验事实不加区分的过度强调，会造成一种事实之间的平等主义。

[11]其原因在于，韦伯没有提出新的范式。新的政治科学也必须如此，其不在于新而在于找回遗失的传统，而重建，就是回到对原理的意识——诸种原理必须通过一种从时代的具体历史处境出发、把我们丰富的经验知识全部纳入考量的理论化努力来重新获得。

这些被牺牲的欲望中，性冲动占了绝大部分。孔德主张，社会理论的任务就是发现社会世界的永恒规律，基本方法是开展调查（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研究）和建构理论，前者可以提供经验材料，后者则将社会的永恒规律给揭示出来。他看到了应许之地，却不被允许进入。这一前提是，充分挖掘出宪法中对于人的维度进行关照的应然机制和现实状态。[28] 沃格林在这里对代表制采用的二分法分析，其实并没有太多惊人的创见。从《新政治科学》的文本来看，沃格林想要突出的人的维度，其实是一个有限的、历史的存在维度。

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始终要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达至平衡状态。[6]实际上，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学的经典作品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

（2）作为价值论成分的运动，重点在于完美状态，不在于达到完美的手段，形成了乌托邦主义。[76][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徐胤译，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罗马帝国尝试了很多手段，即试图创造一个新的统一的神圣性，既能将各种神圣性融合进来，又不至于是一种直接的复制。四、剩余的启发 沃格林在本书中有一些可能会被忽略的细节，也值得我们运用到宪法学的思考之中。

比如，有一些国家（苏联）虽然有外部描述意义上的代表制，却被批评没有代表，而这些国家又将自我描述成是有代表制的社会。处于这一类别的最大的人群是，未出生（甚至包括已出生）的婴儿、临终的病人、患有虚弱疾病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32]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章、第二章。沃格林独创性提出了代表的实质意义是，一个政治社会的连属化（the articulation of a society）过程的完成： 人类把自身组织成为一个利于行动的社会，这个过程将被称为社会的连属化。

在这个意义上，新政治科学是一次政治科学内部的自我观察。[73][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27]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页。第四，现代宪法应该是对人的所有维度进行总体关照的机制。

作为不节制的堑壕的现代性——放纵欲望的满足，从而走入无法遏制的境地。[80] 这些话题都值得我们去研究，这里无法完全展开，但开放出一些小的命题。

[5]孔德所主张的实证科学观点，在此之前已经被其他理论家所提及。[14][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沃格林反对的也是此种实证主义之弊端。[82]是否也可以针对我们公法制度中某些特定的概念范畴、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作一些此类的研究？ 注释: [1]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此即通过以人作为基础来建构社会秩序。当一个人的行为事实上被这样归责时，他就是一个社会的代表。

因为事实上，韦伯已经注意到对行动进行文化价值解释的重要性，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其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但受限于实证主义的方法，他自己也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沃格林的著作无疑是一场政治科学的革命，因为他提供了新的范式。

[66]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日本战后著名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曾专门撰文《人与政治》来申述这个原理：敢于直面政治的思想家无一不提及人的问题。